特别的利他主义

关于捐赠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讲的“特别的利他主义行为”，即富人展示他们慷慨的一面。这种行为给捐赠者带来的回报微不足道——因为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没有人为他们的捐赠鼓掌，也没有人会做同样的事情来回报他们。

例如，把肾脏捐献给一个陌生人。你必须忍受痛苦，需要时间恢复，需要进行无数的医学心理测试，这一切都是无偿的。而且你还不知道接受你帮助的人是谁，也许你们永远都不会见面。虽然在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人愿意将自己的肾脏捐赠给陌生人，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却非常少。事实上，在1999年到2010年期间，美国这种捐赠不足1 000次，而在有些州几乎一次也没有，例如特拉华州和密西西比州。相反，在美国犹他州却有76次。

 Brethel-Haurwitz, K. & Marsh, A. (2014)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Predict Extraordinary Altru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3), 762–771.  

为什么州与州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来自乔治城大学的克利斯汀·布雷西尔–霍维茨（Kristin Brethel-Haurwitz）和阿比盖尔·马什（Abigail Marsh）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考虑了各种因素，包括宗教信仰，这些可能会帮助他们解释为什么虔诚的摩门教徒居于首位，但是相关性最强的因素却是收入中位数。简单地讲就是收入水平越高的州，肾脏捐献者也越多。

这当然并不能说明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更愿意捐献自己的肾脏，然而，这表明利他主义与人们的富裕程度相关。富裕本身并不是关键因素，福利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州，福利水平也越高，正是这个因素让人们以更为利他的方式行事。

如果想要降低等待肾脏资源病人的死亡率，美国需要提高各州的收入中位数，这样也会提高福利水平，从而增加利他行为。研究表明，如果美国人都有收入，并且福利水平与犹他州持平，一年可能会增加900个捐献者——这几乎和这十几年以来每年的总数一样。

捐献肾脏，对于捐献者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但如果死亡确实有可能发生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怎么做？他们的财富这时能改变什么吗？

 Hoffman, M. (2011) Does Higher Income Make You More Altruistic?Evidence from the Holocau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3), 876–887.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米切尔·霍夫曼（Mitchell Hoffman）做了一项宏大的研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用复杂的方法来判断，毕竟这种情况非常复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把犹太人藏在家里，以拯救他们的性命，尽管这些欧洲人知道一旦被发现他们自己将会面临死刑。这就是利他主义的一种最特别的形式。他们都不能向其他人诉说自己的勇敢，更不用说因此而获得赞誉了。事实上，或许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都不赞成他们的做法。霍夫曼想知道到底谁会做这样的事。

首先，霍夫曼分析了一系列对施救者和旁观者进行的访问。在访问中这些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很富裕。他还调查了由以色列国家大屠杀博物馆编制的“犹太大屠杀国际义人”名单（“Yad Vashem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List），名单中收录了那些非犹太人甘愿用自己的生命、自由和工作去冒险拯救那些被驱逐到死亡集中营面临死亡威胁的犹太人。

接着霍夫曼采用各种方法，来降低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误导的风险，并纵观20个被拯救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对它们的平均收入做了比较。他发现在意大利和荷兰这样拥有较高国内生产总值，且国民收入处于中上水平的国家中，拯救犹太人的国民，比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这些较贫穷的国家多。收入每增加10%，获救的犹太人数量就会增加20%。

你可能会认为，也许那些国家各不相同的政治局势会影响人们决定到底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中，还是赶走他们。霍夫曼认为，在波兰这样的国家中，国民生活在高压统治下，他们会因为拥有收音机或者违反宵禁令这样的小事而被枪决。在家中藏匿犹太人的处罚不仅仅是自己被判死刑，家人也会被判处死刑。所以，只有少数人敢拯救犹太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当霍夫曼排除波兰重新计算时，结果还是一样。当然，你可能会认为，钱越多，救人的机会就越多。因此，霍夫曼将每个人家里的房间数量纳入考量（或许这方便救人），做了重新计算，结果还是一样。